现在我回头谈祖先崇拜，它是中国人的一种基本习俗，中国基督徒被禁止参加，便等于自逐于中国社会之外，而使那所谓“吃洋教”的控告属实。这是一个根本而核心的问题，而且质问一个草率的教会能将它的教徒伤害到何等程度。祖先崇拜是在儒家被视为一种宗教时唯一可见的宗教形式，在孔子庙崇拜孔子常是学生考试得中者的事。但即便如此，中国基督徒没有理由不参加，且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自摒于本土文化之外。
祖先崇拜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任何读过中国经典的人都应该知道。当孔子试图重建在他之前七世纪周朝创立的祖先崇拜的形式及规律时，他事实上是在做考古的工作。周朝的创立者距离孔子比乔塞距近代学者更远，比贝奥武夫史诗则近一点。祖先崇拜，在中国人看来，是对祖先的崇敬和与过去的联系，是源远流长的家族系统的具体表现，因此更是中国人生存的动机。它是一切要做好人、求光荣、求上进、求成功而应遵守的准则。事实上，中国人行为的动机是：“你要做好，这样你的家人可因你而得荣耀；你要戒绝恶事，这样你就不至于玷辱祖宗。”这是他要做一个好儿子、一个好弟兄、一个好叔伯、一个好公民的理由。这是中国人要做一个中国人的理由。至于崇拜的形式，只有把想象力尽量扩张，才可以称它为如中国教会所谓的“拜偶像”。把它和在某些基督教大教堂供奉神像的陋习（特别是在意大利与法国）比较起来，这些写上了某一祖宗名字的四方木牌，看起来好像某些毫无想象力的理性主义者的作品。上面只有几个字，比基督教墓碑上的字还少。祖宗祠堂有一张祭桌，后面摆满了一堆这样的木牌。这些木牌，看起来好像一把把特大的尺，上面的记号是每一个男女祖宗之灵的座位。崇拜的时候，祭桌上点着了烛和香。至于跪在这些木牌前叩拜，实在就是基督教教会反对的主要一点，因为他们忘记了中国人的膝常比西方人的膝易屈得多，我们在某些郑重的场合中也常向在世的父母与祖父母跪拜。屈膝是一种顺服的表示。孔子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你把一个人洗擦干净，你将发现有一种洗擦不去的以祖宗为荣的骄傲。
现在，在厦门的非基督徒对我们是宽容的。在那里没有社会排斥。基督教社会在厦门及漳州和当地人亲密地相处，好像所有人都是一个教区的一分子一样，他们取得进步和成功，他们的孩子，不论男孩或女孩，求学都享有较大的便利。如果彼此有敌意，我想是因祭祖的问题而起的。我们没有被人囚禁，我们把自己囚禁起来而自绝于社会。在一个现代城市里，这倒没有什么关系，但在乡村中，这对一个中国基督教信徒而言可是最尴尬的个人问题。有些基督徒曾以最诚恳的态度来问我父亲，他们可否为社会节庆中的表演捐一点钱。这些基督徒真正想问的是他们是否要在他们的堂兄弟、叔伯及族里其他人的眼中把自己逐出社会。这是基督教教会所禁止的，但他们却在父母生前欢乐地庆祝母亲节、父亲节，而在父母死后做近乎偶像崇拜的事——用实际的相片来代替米尺般的木牌。中国有一句俗语，“饮水思源”。中国基督徒是只可以从自来水龙头饮水，而不被准许去想水的源头吗？
孩童时代，我年纪太小，不会感到任何敌意及中国基督徒已自绝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的事实。在学校的日子里，我们愉快地求学，以致不能觉察到其他任何事情。但我记得，在我村中某些非基督徒的领袖对教会是有敌意的。这些偶发事件是琐屑而有趣的——并没有爆发为像被称为“义和团之乱”这样的暴行和仇恨。我父亲完成教堂建筑的第二年，一个考试落第而又失业的吸食鸦片的文士，意图集款在教堂所在的同一条街道上兴建一座佛庙，他这样做了。他是一个可怜人，不知是他的老婆拒绝替他洗衣服，抑或是他自己想看起来囚首垢面以表示他通灵，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满口黑牙，穿一件污秽而只扣了一半纽扣的长衫，不论他想不想洗干净，总有意让人看见他永不洗濯的面容。我相信他是想保留以后在佛教的天堂中做海绵浴的乐趣，尽管有一道澄清的溪流刚好流经他的庙。但这个可怜人至少很机智，他是赖此为生的。我们的教堂有一口某个美国人捐赠的钟，我们为它在前门建了一个约五十尺高的钟楼。而这位失业的文士后来有了一面装设在他佛庙里的鼓，这种事是不常见的（佛庙里常用他无法提供的钟来计时）。当教堂礼拜日鸣钟时，他也注意去击他的鼓。如他所说：“耶稣叮当佛隆隆。”我们孩子们决心不让他赢。我们轮流帮助拉绳，倾听鼓声何时停歇。我们继续这种竞赛，直至父亲以为我们疯了，来制止我们。一年后，我从学校回来，那面鼓不见了。那个长着黑牙齿的人大概已把它卖掉买鸦片了。于是我们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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