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楞严经》
序言
尽管西方学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本书利用原始资料，以简洁连续的语言，对佛教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行论述。有著名学者的出色编纂，其中有分量的是保罗·卡勒斯博士的《佛的福音》（编自古代记载，芝加哥，1894）和亨利·克拉克·沃伦的《佛教的翻译》（《哈佛东方系列》，第三卷，哈佛大学出版社，1896，在《哈佛经典》里也可以看到）。卡勒斯博士著名的《佛的福音》首版于1894年，被译为七八种语言。对普通读者而言，该书似乎是最出色的编纂和最理想的书籍。书中采用简单英语，其出处既有大乘经书，也有小乘经书，而沃伦的书出处则限于后者。最难找到的著述是利用最原始出处统一连续地论述佛教哲学，并且公正地给出佛教论证及其方法以及风格的概念，而且还要适合本书的范围。
我相信，从《首楞严经》摘来的下面的选文提供了佛教信仰的哲学基础的最佳思路，因为一定不能忘记的是，佛教是一门哲学，它是建立在形而上基础之上的宗教启蒙形式。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佛教为什么在中国学者当中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目前的选文类似于《人类理解力文章》和《圣约翰福音》二者加起来的东西，带有前者的理性力量和后者的宗教精神。在倾听佛和他的爱徒阿难的一问一答时，我们经历了打乱所有价值观的智力探索过程。因为佛教所教导的终极现实的真正意义——类似于康德的唯心主义基础——似乎永远会被我们关于有形世界的习惯性概念弄得含混不清，因而年轻的门徒总是陷入困惑不解、颇感沮丧的状态。快要弄清楚终极意义时，阿难自己则由于完全困惑而“哭泣起来”。
风格是熟悉的，引发出了与《约翰福音》的比较。它表明佛对年轻的阿难（圣约翰）的爱，对理解力迟钝者的怜悯同情以及他的诙谐幽默感（对国王的评述部分），描述佛有好几次责备他们“容易忘记”真理。在阐述的妥帖性和清晰性方面，它具有哲理性经典的标志，这就是我挑选了它而没有选择《楞伽经》的缘故，尽管后者更为完整地展现了更为简明的佛教教义的轮廓。译者是魏涛和德怀特·戈达德。除了佛以外，主要人物还有阿难和曼俱哩，在中国佛教寺庙里，他们总是一左一右站在佛的旁边，接受人们的敬拜。
我选择《首楞严经》，而没有选择巴利语的任何经本，除了它内在的价值以外，还有因为它代表着大乘派哲学，而这恰恰是西方学者研究佛教时所忽略的一个分支。学者们忙着研究用巴利语写就的小乘派教规的佛教三藏！后者被称为所谓的“南方佛教”派的“小乘”，在锡兰、暹罗和缅甸一带流行。摩诃衍那即为“北方佛教”派的“大乘”，在中国和朝鲜、日本一带流行。对于大乘经本的研究只是在最近十年才开始正规起来，到目前为止，只有为数不很多的重要中文大乘经本才有英文译本。在西方最著名的是《莲花经》（H.克恩译，《东方圣书》；W.E.苏西尔的《神奇法的莲花》，牛津，1930），只是一个流行的经本，算不上大乘文献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由于巴利语小乘文本更具条理性，保存得更完好，西方学者研究起来更为方便，还由于T.W.里斯·戴维斯夫妇的影响，大乘派佛教不仅被忽略，而且还常被人轻蔑地谈起。不应该责备戴维斯夫妇，他们谈起大乘派佛教时，不仅带着派性观念，还带着教派仇视，把大乘派佛教视为“异端”，把小乘派佛教视为“正统”。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一生都在致力于对巴利语经本的研究。也许我讲话也带着中国人的某些偏见，带有中国式的联想。大乘宗派中最重要的信条“菩提萨埵”（略作菩萨）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中文词，我们谈到一个可爱孩子（像“天使”这个词）或一个泥玩偶的时候就常用这个词。这里不是辩论的地方，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大乘派佛教徒和小乘派佛教徒不仅相互骂对方为“异教徒”，而且就连小乘派佛教徒内部也这样滥骂，因为他们就有十八个不同的流派；而且，有关佛的言语材料的确凿性，对于巴利语经本和译成中文的梵语经本一样没有关注；再有，如果大乘派经本是在佛圆寂的四五年后写就的，那么锡兰经本亦是如此。谁能说的好，究竟是色诺芬还是柏拉图给我们道出了真正的苏格拉底呢？不管怎么说，大乘派哲学出自于佛教，这就像保罗神学出自于耶稣基督的教义一样地自然不过了。最伟大的大乘派师长是阿斯瓦佝裟，他出生在奥德，生活在一世纪末期。像保罗一样，他是一位傲慢博学的学者，皈依了佛教。像保罗强调割礼一样，他撰写了攻击种姓制度的最著名书籍。跟保罗不同的是，他还撰写戏剧、史诗和抒情诗。毫无疑问，这是一位真正的伟人。“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他驳倒不了的对手。”从这位伟人身上产生了大乘宗教。所有“异端”的问题都显得微不足道了。而且，就在婆罗门教（由约公元前2000年的吠陀教演变而成的古代印度宗教）重新流行，小乘派佛教徒失去对印度人民的控制的时候，大乘派宗教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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