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容易动怒，一本正经，看不清自己领导无方，却偏袒他团队中最怠惰的一员，而且，作为一个虚守宗教形式的僧人，虽然他装模作样坚持吃斋，不近女色，实际上并无真正诚意。他绝对不会令人联想到历史上那个身具大勇的玄奘。
唯其小说中的玄奘只是一个凡人，有凡人的许多弱点，这倒使《西游记》作为一则宗教寓言更扩大了其普遍性。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变成了我们每个凡人红尘历劫，悟道成佛的寓言了。如同西方道德剧《凡人》（Everyman）一样，其中的“凡人”必须经历各种考验才能悟道，或者像《天路历程》中那个基督徒，要克服各种障碍陷阱，才能寻找得到天国。作为宗教寓言，夏先生提出了一条解读《西游记》重要的线索：《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夏先生认为吴承恩写《西游记》，等于把整本小说当作了《心经》哲理上的评注。他把吴承恩的《西游记》与托尔斯泰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比：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经如此精辟论评：托尔斯泰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小说人物在面临个人紧要关头的道德问题时，常常背诵或讨论《新约全书》的一些段落，这些段落又反过来给小说定下基调，说明小说的意义。在《西游记》中，《心经》是唐僧与孙悟空反复讨论的主题，它有同样的小说功能。
这是夏志清先生论《西游记》至关紧要的论点，掌握到此一论点，我们对《西游记》的宗教含义才可能有深一步的了悟。《心经》乃是大乘佛法经典中之精华，其中心思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也就是贯穿《西游记》这本小说的主题，参悟“色空”的道理，才可能祛褪六贼，“无眼耳鼻舌身意”，才可能“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而“究竟涅槃”。这便是唐僧西天取经必须经历的“心路历程”。而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所设计的八十一难，也就是用来考验玄奘的心路历程上的各种“挂碍”与“恐怖”。
《西游记》第十九回乌巢禅师赠玄奘《心经》一卷，并嘱咐：“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自此，《心经》便成为玄奘一路上重要的精神依恃。夏先生评论《心经》在小说中有如此功用：
迄今一直为当代评论家忽略的事实是，正如同唐三藏手下那些怪物徒弟一般，《心经》本身就是被指定作为三藏取经险途中保佑他的精神伴侣。从佛教寓言的构成上来说，它远比任何一个徒弟更为重要。因为一个僧人若真正了解它的训诫，也就无须徒弟们的保护了，他会了悟他遭遇的灾难其实都是幻境。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最灵慧的角色，他是“心猿”，代表心灵智慧，最能参悟“色空”的道理，所以命名“悟空”。第四十三回中，唐僧屡遭灾难，被妖魔吓破了胆，弄得草木皆兵不敢前进，悟空引《心经》的话劝诫他师父：
老师父，你忘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我等出家之人，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谓之祛褪六贼。你如此求经，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舍身；要斋吃，动舌；喜香甜，触鼻；闻声音，惊耳；睹事物，凝眸；招来这六贼纷纷，怎生得西天见佛？
悟空在这里点醒唐僧，他如此“恐怖”“颠倒”，完全是因为“六贼”纷扰所致，“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如此说来，其实争着要吃他肉的那些妖怪全是唐僧自己“心魔”召来的幻境，悟空劝诫他师父“祛褪六贼”，这些妖怪自然消逝。当然，小说里的玄奘只是一个普通和尚，要修炼到这一步，他还必须经历作者吴承恩替他设计的“九九归真”八十一难，才能达到功德圆满，悟道成佛。
然而无论《西游记》的宗教含义有多玄奥，它本身还是一部诙谐生动的喜剧小说。唐三藏手下的两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一直是最受中国读者喜爱的滑稽角色，就因为吴承恩把这一猴、一猪写得那么富有人性。如果孙悟空代表人的心灵，那么猪八戒便是血肉之躯的象征了。猪八戒好色、贪吃、懒惰、贪生怕死、善嫉进谗，而且对于求佛取经的苦行生活并不热衷，凡人的弱点他都有了，夏先生称誉猪八戒是吴承恩“首屈一指的喜剧创造”。
宋明理学长时期主导中国思想界，其“存天理、去人欲”的教训走到极端，变得过犹不及，把人的正常欲望也给窒息了。晚明一些开明思想家提倡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文学创作高举“情真旗帜”，对宋明理学是一个大反动。这个时期的戏剧小说以浪漫、色情为其特征。前者以汤显祖的《牡丹亭》达到最高境界，而后者则以《金瓶梅》集其大成。中国文学当然素来不乏色情作品，但与《金瓶梅》相较，全体黯然失色。《金瓶梅》是晚明文艺思潮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的一则异数。然而夏先生指出这本一直被中国读者目为“淫书”的作品，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却占有划时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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