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巧于用典的文笔对翻译者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挑战。西方流行小说以莫测高深的中国人为题材，长久以来喜欢玩一种花招，就是用一些装模作样、似是而非的语言，使向壁虚构的“杂碎”看起来“真像那么回事”。一个翻译中国小说的人可没法享受这个便利，因为他得对原文负责。不过，翻译时在字面上直译以求保全其本来面目，这并没有错，如果能这样做而不致产生可笑的后果则更可佩。问题在这种译法有时出现的是碍眼的做作——譬如说“牛肉”不译成beef而译为cow'sflesh，“民主”不叫democracy而译成people-as-host之类。要不然就是把显然独特的中文表达硬搬到另一个语言里，而它的意义并无法从上下文一目了然，只好用冗长的脚注来解释。还有一派人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全世界的人的思想和感受都差不多，所以每一个漂亮的中国成语都应该可以找到一个相衬的英文或美式英文成语来表达。问题是在这么努力两边配对的同时，可能已经减损了读者“读的是一个中国故事”的感觉。
许多中外学者都曾尝试翻译《台北人》的故事，从这点也可以证明这些故事的感人和吸引力[23]。在本书中，译者采取了既大胆又具弹性的译法来设法重现故事中生动鲜活的语言。他们尽可能保留中文里的惯用法，同时也采用美国口语，甚至俚语来传达原文的精神。譬如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那位俐口落舌的舞女大班讲的自然不该是“标准英语”，可是也不该硬给她套上美俚所谓“龙女”[24]的冒牌华人语气，同样的情形也见之于《一把青》故事的叙述人师娘和《花桥荣记》里妄想替人做媒的老板娘。如果我们要以英文作为这些角色的表达媒介，自然得让他们自由自在地使用英文里的惯用语和独特的表达方式。
在本书整个翻译工程中，编者所扮演的是仲裁人的角色。他得在语气和意象完全不同的情形下做调人，以便妥为保全故事的重心。他也得协助使译文在语气上和字面上不但自然而且精确，使它既是可读的英文又同时忠于原文。原文使人感动的地方译文照样得使人感动，原文不令人发笑的地方译文也不该逗笑。也就是说，偶尔有些粗糙的文字，他得相帮切磋琢磨一下；遇到某些可能产生不当效果的刺眼之处，也须设法消除——不管这些问题是因为过度忠于中文原文，还是因为太随便地借用了美国语言“大熔炉”里面丰富的词汇。
举例来说，金兆丽，这个世界任何语言中都会有的泼辣徐娘，表示不耐于久等情人揽了钱再来娶她：“……再等五年——五年，我的娘——”这里若用mammamia！来译中文里的“我的娘！”真是再传神没有了。但是我们不得不割爱，而另挑一个同样合用却比较喜剧性稍差的译法：MotherofMercy。因为mammamia一词，读起来其种族色彩和语意交错的效果实在太教读者眼花缭乱，莫所适从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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