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计算出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49石，食盐折粮5．4石，衣服费用折粮82石，共236．4石。有一个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约需口粮114石，食盐折粮4．32石，衣服费用折粮68石，共186．32石。对汉代普通农民家庭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作出量化的估算，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各种家庭“养生”消费的差别。一般说来，一个家庭生活消费的水平，取决于它经济收入的多少。如果一个家庭的经济收入，达不到它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它就不免要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而且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经济收入超过必需的最低限度生活费用的家庭，则有可能过上温饱的日子。超过得越多，日子也越好过。
二、不同家庭经济收入与“养生”消费的差别
晁错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汉书·食货志》)。他所说的‘百亩‘是指小亩，而‘百石‘则指大石。就整个汉代而言，一大亩大约可年产粟3石，一小亩可年产粟2石左右(林甘泉1990)。也就是说，耕种百亩(小亩)土地的五口之家，全年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这样的收入能不能保障这个家庭最限低度的生活消费呢?
按照上述一般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估算，这个有两个大男的五口之家，扣掉全家一年的口粮149石之后，尚可余粮5l石。但如果把食盐和衣服费用的折粮计算在内，则入不敷出，缺粮36．4石。此外，还有封建国家的赋敛，也要农民再拿出一部分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为了维持生计，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节衣缩食，把衣食费用降低到一般家庭所需要的最低消费水平以下；二是增加副业生产的收入和在农闲季节外出从事雇佣劳动。汉代一些政论家经常痛心疾首地谈到农民‘背本趋末‘，其实这正是农民为了解决生计困难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应该指出的是，汉代不少农民家庭zhan有的土地实际上都不足百亩。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载的二十五户农民土地zhan有状况，多数是二、三十亩，最少的才八亩。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亩‘(裘锡圭1974)。以‘户人胜‘这个五口之家为例，‘能田三人‘是指三个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假定二人是成年劳力，一人是使男，另外两人一个是大女，一个是使女，五人口粮一年需要143．76石，加上食盐和衣服费用折粮，全年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约需谷232石，他家的54亩土地如是小亩，估计全年只能收获108石左右：如是大亩，估计可收获162石。这就是说，按照一般家庭最低生活消费的标准估算，这个农民家庭每年尚缺粮124石或70石。这样的家庭，如果没有别的谋生之路，显然是无法度日的。
农民家庭生活消费的实际水平，不仅取决于其经济收入，也与家庭人口有直接关系。一个占地百亩的家庭，如果家庭人口不是五人而是四人(一个大男，一个使男，两个大女)，设其全年的收获量不变，因减少一个人的口粮，扣除全家口粮之后的剩余粮食还有86石。这样，比起五口之家来，其日子就要好过一些。相反，耕地没有增加而人口增加的农民家庭，如果叉没有其它收入，生活消费的实际水平必然比五口之家更加下降。这也就是为什么汉代有些地方‘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后汉书》67／57)的原因。
如果说多数农民的‘养生‘至多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消费，那么贵族、官吏和地主富人的．养生j则已经不单纯是一种生存消费，而是为了获得物质上和精神上巨大满足的享乐消费。他们之中虽然也有的人居家俭约，但更多的人则过着豪奢的生活。这是与他们有丰厚的经济收入分不开的。
汉代贵族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封地的租税。《史记·货殖列传》说：‘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事实上，除关内侯没有封邑，只有固定的租税之外‘汉代列侯一般是以户定地，封邑确定之后，人口增殖也就意味着封户增多。因此，有的列侯每年租税收入可达千余万((后汉书．张汤传附孙延寿传>)。至于诸侯王的收入，更是惊人。明帝封皇子，．岁给二千万)((后汉书)lOa／10a)。章帝‘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后汉书》50／40)诸王列侯的全部租税收入，相当于农民家庭收入的多少倍‘很难有精确的计算。但以东汉列侯冯石为例，‘岁入谷三万斛，钱四万‘(《后汉书》33／23)，仅就‘谷三万斛‘来说，即相当于农民五口之家全年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的12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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