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官吏如果没有封侯食邑，其经济收入主要就是靠俸禄。有的官吏俸禄所得扣除生活费用之外，并没有多少剩余。张汤为御史大夫，死后‘家产值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j(《汉书·张汤传》)。尹齐曾任中尉，后．以淮阳都尉病死，家值不满五十金‘(《史记·酷吏列传》)。王吉为益州刺史，其孙王崇曾代大司空，‘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汉书·王吉传》)o基层官吏的秩禄较低，崔寔曾为‘百里长吏‘的收支算过一笔账：‘一月之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庸一月千，刍、膏肉五百，薪炭、盐、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余财足给马，岂能供冬夏衣被、四时祠祀、宾客斗酒之费乎?况复迎父母致妻子哉‘(《政论》)。按照崔寔所算的这笔账，基层官吏生活确实比较拮据。但他们的消费水平无论如何已超过了农民家庭的最低生活消费。而更重要的，许多官吏并不以俸禄为满足。他们手中掌握权力，这是聚敛的有利条件。《汉书·景帝纪》载景帝诏曰：‘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后汉书·左雄列传》说：‘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日常生活的费用都无偿取之于民，其消费水平自然不是以俸禄所能衡量的。
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的墓主具有五大夫的爵位，其身份相当于县令。墓中随葬的五百多件文物，有许多日用的漆器、木器、竹器、陶器和丝麻织品，还有小米、稻谷、生姜、红枣、杏、李、梅、花椒以及牛、猪、鸡、鱼等食物的遗骸(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基发掘整理组1975)，反映一个基层官吏生前的生活消费也相当奢侈。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墓主是一个护乌桓校尉，墓中壁画更表现了墓主生前豪华的生活场面。画中有许多男女奴婢忙于汲水．洗涤、酿造、宰牛、击牛、烹饪。厨房内挂着鱼、肉、肝、肠、肺、鸡、雉、兔、兽头等，摆满了釜、镂、盆、钵、瓮、食案、列鼎、盘、奁、盒、碗、勺及盛放耳杯的架子。厨房外有饲养鸡、鸭、鹅等的禽。在堂上，奴婢们向主人进奉酒食，乐舞百戏伴着主人宴饮(内蒙博物馆文物工作队1978)。
和贵族、官吏不同，汉代的庶民地主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特权。商人地主在政治上甚至还受到歧视和压制。但是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力，可以交通王侯，勾结官吏。文帝时商人已经‘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汉书·食货志》)．其后，商人地主的生活曰益奢僭。从贾谊、晁错开始，汉代一些士大夫所尖锐批评的民间的奢侈风气，主要就是指商人地主的生活消费。《汉书·严安传》说：
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竞修饰，调五声使有节族，杂五色
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于前，以观欲天下。
大约从武帝以后，民间的奢侈风气有了较大发展。在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曾经列举‘富者‘和‘中者‘(中产之家)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奢侈表现。如说：‘富者缛绣罗执，中者素绋冰锦‘；‘富者鼹鼦，狐白凫翥‘中者厨衣金缕，燕鼦代黄‘；‘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纻器，金错蜀杯‘：‘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耕，中者微舆短毂，烦尾掌蹄‘等等(《盐铁论·散不足》)。到了东汉末年，仲长统对商人地主的豪奢生活更有生动的刻画：‘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仲长统还指出，这些‘豪人‘奢侈的物质生活享受，‘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后汉书》49／39)。财富的力量已经冲垮了传统礼制，只要拥有巨大的财富，即使生活享受奢僭，人们也‘不以为罪‘了。
注释：
[1]《九章算术》卷二《粟米》：‘今有粟一斗欲为粝米，问得几何?答曰，为粝米六升，‘粝米即糙米。
[2]汉简载：‘粟一石，直百一十‘；‘出钱四千三百卅五，耀得粟五十一石，石八十五。‘(见(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页16、199)又居延新简地皇三年《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载：‘盐、豉各一斗，直卅。‘(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所附图版，《文物》1(1978))。原简出土地点肩水金关，简文尚未正式发表。
《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199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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