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我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住在北京就等于和真正的中国社会接触，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真相。北京清明的蓝色天空、辉煌的庙宇与宫殿，愉快而安分的人民，给人一种满足及生活舒适的感觉，朝代已换，但北京仍在那里。有卧佛睡在西山，玉泉山喷射出晶明的喷泉，而鼓楼使守夜者警醒。人何求于上帝？有了生命的恩赐，人在地上还能求什么？北京，连同它黄色屋顶的宫殿，褐赤色的庙墙，内蒙古的骆驼以及临近的长城、明冢，这就是中国，真正的中国。它是无神论的，有无神论者的快乐和满足。
在中国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意义？我是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大的，圣约翰大学是那个壳的骨架。我遗憾地说，我们搬进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审美上与那个自满而光荣的异教社会（虽然充满邪恶、腐败及贫穷，但同时也有欢愉和满足）断绝关系。被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就等于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思想的、对新学表示赞同的人。总之，它意味着接受西方，对西方的显微镜及西方的外科手术尤其赞赏。它意味着对赞成女子受教育、反对立妾及缠足，保持鲜明而坚决的态度（基督教妇人首先要放脚，而我的母亲，自小是一个异教女孩，曾放了脚，改穿袜子）。它意味着赞同教育、普及民主观念，且以“能说英语”为主，较佳教养的态度。它同时意味着文字罗马拼音化，废除对中国字的知识，有时且废除一切对中国民间传说、文学及戏剧的知识，至少在厦门是如此。罗马拼音法是一种奇妙的东西，我们在厦门有一套七声的完整罗马拼音系统，它是对反对它的汉学家的嘲讽。我的母亲可借罗马拼音法把全部《圣经》读通，此外也曾借此自习汉字的圣诗，而且她用完全清楚的罗马拼音字写信给我。罗马拼音并非不能实行，但在心理上我们不愿意接受它。
而同时基督教教育也有其不利之处，这一点我们可以很快看出来。我们不只要和中国的哲学绝缘，同时也要和中国的民间传说绝缘。不懂中国哲学，中国人是可以忍受的，但不懂妖精鬼怪及中国的民间故事，却显然是可笑的。刚好我童年所接受的基督教教育太完美了。那是因为我的教会是加尔文派，不准我去听那些漳州盲人游吟歌手用吉他伴奏所唱的古代美丽的故事。这些盲歌手，有时是男的，但多数时候是女的，他们晚上在街上经过时，手上拿着一副响板与一个灯笼，讲述中国古代的魔法故事与历史上的奇事。我的母亲是在异教家庭中长大的，告诉过我这一类的故事，但我从来没有从那些游吟歌手那儿听过这些故事。当我们这些男孩经过鼓浪屿广场上一个戏台时，我们以为该直向舞台观看而不是边走边看。现在，舞台是教育中国人（包括文盲和非文盲）知道他们的历史的普通媒介。中国的任何一位洗衣工人都比我更熟识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我甚至在童年就已经知道约书亚的角声吹倒了耶利哥城。当我知道喜良的妻子因发现喜良被征筑长城而死，哭倒了一大段长城时，我十分愤怒。我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这是清教徒教育对一个中国孩子所做的好事。我决心反抗，沉入我们民族意识的巨流。
我灵性的大旅行于是开始。我们经常留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生存、活动及安身立命，我们也是满足的，就像北京异教徒的满足一样。但身为中国基督徒，移进一个我所称为真正的中国世界里面，敞开了他的眼和他的心，他就会被羞耻感刺痛，面红耳赤，一直红到耳根。为什么我必须被剥夺？事情并不如我描写的这般简单。甚至那个缠脚及立妾的问题也不是如我所想象这般干脆和简单的。在我没听辜鸿铭为这二者有力地辩护以前，事实上我并不欣赏立妾及缠足的伦理学与审美学。在本书结束之前，我将会谈到许多关于辜鸿铭的事。
在这里我必须提及两件事：鸦片与祖先崇拜——其中之一导致中国人的一种深重的屈辱感及对西方的厌恶，另外一种使一个中国基督徒在某一方面有被剥夺国籍的感觉。中国基督徒不近鸦片，那些传教士当然谴责它。它的戏剧性和悲剧性成分，是传教士的同胞们把它带进中国而且用枪逼迫我们接受的。那位伟大无畏的中国官吏林则徐（我的著名同宗）在督办广东事务的时候，在广州各码头上销毁了许多箱鸦片，引发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充军新疆，死于戍所，而中国国门因此大大开放。一箱箱的鸦片，厚颜无耻地大量滚入。但问题是，传教士进入中国时正是中国人被鸦片恶臭熏醒的时候。再加上第三个因素——传教士与鸦片都在战舰的荫庇之下得益，使这一情形变得不但可叹，而且十分滑稽可笑。那些传教士十分反对那些商人，而那些商人极端反对那些传教士，大家都认为对方疯狂。一个中国人所能看得到的是，传教士曾关心、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当战舰把我们的身体轰成碎片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笃定可上天堂的，这样便互相抵消，两不相欠。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