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的时候，常跑到中文系修课，当时台静农老师教授文学史，叶嘉莹老师教授《左传》《史记》，郑骞老师教授词曲，就我个人而言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欣赏中国古典文学之美也有所帮助。介绍同学一本书，是由柯庆明教授所著的《昔往的辉光》，在这本书中，可以看见当时那些老师的风范，而无论外文系或中文系的老师，都在有形或无形中给予我很大的影响。台大的精神传承自北大，所以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内心中也燃起效法“五四”的希望，所以在大二下学期，我决定也要办杂志，但是没有钱，也没有名气，除了勇气和献身文学的精神之外，一切外在的援助都不足，因此十分克难，甚至还要自己贴补费用以助出版，杂志一出来，便递给老师、同学一本。当时为了凑足版面，第一期我自己写了两篇东西，用了两个笔名，其中有一篇是《玉卿嫂》；里面还有余光中的诗及王文兴的作品。这本杂志很大的功用是成为我练习的园地，基本上我大部分的短篇小说都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在当时社会、政治保守，经济落后的情况下，由于我们的能力尚不足，所以引进了外国批评家对于文学评论的介绍，也引起了当时台湾对于现代主义的兴趣。当时办杂志的目的以文学为主，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也因此包含了各种流派的作品。文学可说是精神发展上的清新空气，也是我精神上之所托。这本杂志的走向以介绍西方文学为主，直到柯庆明任主编，同时兼具中外文学，而回到了当时夏济安教授办《文学杂志》的初衷。在这段时期里，由于共同办杂志而会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为文学努力。
下面还有一些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尽量发问。
问：读白先生《台北人》时，可以感受到您对于文化和历史的哀悼与反思，另外您认为作家的终极关怀应该是普遍的人性，请问您针对这两个主题，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呈现？
答：我相信一部文学作品，不单是一位作家建立的作品，可能也是他所属文化的产物。以《红楼梦》为例，如果不是到了乾隆时代，恐怕也写不出这样的东西。那时，整个中国文明从极盛即将走向没落，作家的敏感性，使他感觉到文化上的大反扑，而有创作的灵感。无论是作家、音乐家或画家等，都会有一种感受；这种感受虽是个人的，但却会在作品中不自觉地反映出自己的遭遇。当初写完《台北人》时，可能无法分析写作时的感受，好多年后回想，当时的确很悲观。一九六五年开始写《台北人》，一九七一年完成，这几年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我在美国看到很多报道，突然觉得中国文明大概会毁于一旦。《台北人》是写一群由大陆迁到台湾的移民的故事，但他们本身也有自己的历史背景，文化上的转折。当我朦朦胧胧有这样的一种意念，在写作时也有意无意地凸显出来。写第一篇时，就用了刘禹锡的《乌衣巷》，可见我的确是有意呈现这种意念。但是当初在一篇篇写时，并没有发现，反而在多年后回忆起，才有这样的感觉。另外关于人性关怀的问题，我相信各民族间有集体潜意识的存在，我想在我们所看过的作品中，能流传下来，还能感动触发读者的，通常都是处理一些人性基本感受的主题。如《诗经》距今已好几千年，不论是哪一国风，都是表现人性的感受。虽然各时代的价值观不同，但基本的人性、共感仍是相同的。除非有一天人性变了，不再需要文学和艺术，否则我相信文学脱离不了人性。
问：前面提到夏先生告诉您写作的大方向，请问这个大方向是什么？其次，您觉得要接触多少中国文学才算适当？
答：夏先生给我的忠告不少，但最要紧的是他很注重文字。文字、对话不好，就写不好小说。他对于创作的基本功很重视，所以在写一段叙述时，必须陈述得十分清楚。就小说而言，对话十分重要，如果对话写得不好，小说就会失色不少。中国小说以对话见长，不像外国小说可以长篇累牍地论证，中国长篇小说《红楼梦》《水浒传》中几乎全是对话。对话的功用，不仅可以推动情节、表现个性，也可以制造气氛；因此，适当的对话十分要紧。要写长篇小说就要先看中国的经典小说，像《红楼梦》《水浒传》，因为我们用的语言是中国的语言，这些经典作品还是必读的。
问：您认为一位作家的作品需要“文以载道”吗？文学的自由就您来看是否有所限制？
答：这个问题自古以来都在讨论，我想，要看你对于“道”怎么解释。每位作家都有自己所认为的真理和“道”，如果把“道”当成一般社会的“道”，其实有点危险。今天的“道”，明天就不是“道”，这种常变的“道”会有问题。所谓“文以载道”，可能是在探讨文学的功用到底在哪儿？我想文学最重要的功用是情感教育，文学教导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人性如此复杂，有光明、黑暗、懦弱和坚强，此时文学给予人教育，让你对于人性有所了解和关怀。文学能不能改变世风？我不知道，因为文学的颠覆性很大，如《水浒传》《西厢记》，就有不少人认为是在诲淫诲盗。对于现行的社会道德，大部分的人会去遵守，但一定也有人受不了这种规范。但文学常常是少数，也许以后会变多数也不一定，但文学家常常走在时代的尖端，常觉得在当代他的读者尚未出世，等到以后，他的读者才说：“原来他讲的是现在的事！”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我想，文学上最高境界的作用是作为宗教功能，因为人间有许多悲惨的事情，人也具有恶性，而宗教能感化人性，文学也有这种功能。一个大文学家绝对不会教人杀人放火，文学是教人为善的过程。宗教、政治十分容易，你只要信仰就可以；但文学写出在向善的过程中多少会有限制、陷阱，对一篇好小说而言，“挣扎”始终是好题目。尤其西洋文学对于人性的善恶研究得很深刻，十分不留情。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对于人性的刻画就十分细腻，觉得人心怎么会这样黑暗，对于恶人的包容怎么那样广，文学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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