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笔下的爱情，如《玉卿嫂》，常常是一种透过补偿或救赎心态的变形爱情，想请问您对于爱情的真正看法为何？
答：的确，小说或多或少都能反映作者的一些观念，如爱情观，我可能是倾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比较激烈的爱情观，写起来比较过瘾；但我对爱情并不悲观。虽然小说中的人物有意无意透露出作者的个性，但他们和我并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一个小说家除了了解自己的感情外，最重要的是了解人类的感情；就是说有个玉卿嫂爱得那么痛苦，我懂得她，于是我就写她。
问：您同意将您归为怀旧作家吗？《红楼梦》对您的影响又是如何？
答：我的确很怀旧，中国文学的特色就是“老”。至于《红楼梦》对我的影响是在小说技巧的应用上，在《红楼梦》中已使用了现在所谓的“观点”，如书中对于大观园的叙述，是由一个全知观点和刘姥姥进大观园时由她眼中所看到的世界所交叉呈现出的，这艺术成就是相当高也相当进步的，只可惜后来的中国小说便走下坡路了。
问：首先请问您的文学经验和创作的关系。第二是请问创作的机缘和时空背景是否有关系？若您在九十年代的台大，是否有机会来带动文学？您对酷儿文学的看法又如何呢？
答：所有的文学都会不自觉把作者经验融入作品，就我而言，我学习宋词，背了很多，可能宋词的音韵之美影响了我，有意无意我就很重视节奏，念起来不好听，我就觉得不好。而西方文学对我也有影响，我并不忌讳引用，因为它已经融入我的文字之中。另外第二个问题，今天我到了新总图，发现一切都已电脑化，因此我想我应该先学学电脑，才能再谈。由于整个社会的解放，所以酷儿理论可以成为显学，现在的社会里，没有事不敢说出口，也使得它的发展更蓬勃。我想，到了将同性恋视为人性中的一部分时，酷儿文学便可收编至其下。
问：请问文学和现实的关系？
答：首先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现实”。“小说”的英文是fiction，也就是“虚构”，所以小说第一要件是“假的”，绝对不是现实，“真的”就是true story，就不是小说，而是新闻报道、历史……小说一定是透过作家的眼光、作家的看法而表现出来，所谓“写实主义”很有问题。文学不写实，写实就不是文学了，只要写得像就行了。但是文学的确能了解一个社会，但反映的是比较深层的部分，而不是表面的现象，它可能是整个社会心灵的反射。好比英国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而中国也不能没有李、杜；他们的东西也是现实，但绝不是新闻记者。
问：根据您的传记得知，白先生的父亲是抗日将军，那么您本身会不会因家庭背景而对于日本抱持负面的想法？会不会影响您对于日本文学的涉猎？
答：我想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情结非常复杂，我个人的看法是：抗日时日本对于中国的损害很大，那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令我耿耿于怀，我觉得日本对于中国文化、人民的伤害不可计数；但是日本的文化对我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我喜欢日本的音乐、文学和各种精致的东西。但是我对于日本侵略中国这一部分是不能原谅的。这必须分开来看，历史是ironic（讽刺的），现在的日本人是无辜的，但当时的军国主义绝对是错误的，我想历史上必须交代清楚，我想中日之间的爱恨情仇，还得继续下去。艺术上的美好，我都喜欢，所以我喜欢日本精致的文化表现，但对于历史上的侵略，我无法忘记。
问：二十一世纪是语言的世纪，无论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是很热门的研究语言，请问，您对语言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另外，许多小说流行用语言来做实验，请问您的观点又是什么？
答：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我的学弟王祯和曾说：“文学就是把文字放在最恰当的地方，每个字都放在最恰当的地方，就是文学。”这样的解释虽然简单明了，实际上却非常不容易。有时候语言不是那么理想，文学虽然是语言的艺术，但它的内涵也十分重要。什么是最好的语言很难说，我想形式和内容配合得最好的，就是最好的语言。有时候语言很漂亮，内容却空泛浅薄，只是虚有其表；有时候语言很笨拙，却和内容配合得很好，就很有味道。所以这不太一定。而现在作家去实验语言，我想这是必有的现象，现在社会每个人都想有自己的风格，作家也想创造自己的风格，而这种创造通常就会从语言开始。
问：地点对一个作者而言重要吗？
答：对卡夫卡的小说而言，地点并不重要，但对某些作家而言，地点很重要。对我而言，虽然台北很丑，但是很重要（我是“台北人”嘛！），无论如何创作，最后仍会写着写着又写回台北。可能我在台北生活的十一年是我成长及文学创作上都十分重要的一段时期。
问：先恭喜您的《台北人》获选为“经典三十”之首，请问在您心目中，经典书目为何？另外，请问若您要独居荒岛，您将会选择怎样的“荒岛书目”与您做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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